【环球网5月28日讯 记者朱研报道】5月22日，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举行隆重热烈的揭牌仪式，一间以“宜信”命名的教室从此落地牛津。建于1167年的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而向牛津大学捐赠教室则是宜信十二周年系列活动的头阵。牛津赛德商学院院长Peter Tufano说，牛津大学有三点特质：出色、包容、恪守价值观，“宜信同样具有这种气质”。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唐宁说，牛津建校851年来极负盛名，成立12年的宜信同样有着做“百年老店、千年企业”的目标和信心。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右)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Peter Tufano(左)为宜信教室揭牌。

唐宁的英国之行行程非常紧凑，拜访了多家基金、金融科技企业，在牛津、伦敦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了演讲。让记者诧异的是，唐宁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英国,随后的交流就从中英美金融科技企业的异同谈起。

历史底蕴对于做金融非常有帮助

记者：这次英国之行，您印象最深或收获最大的是哪部分？

唐宁：在很多维度上都有收获。首先，英国金融业历史悠久，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市场，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和黄金市场，历史感非常强，有很多积淀。这对金融非常有帮助，因为一定要有历史的底蕴和积淀，才知道金融的各种合规、规范是怎么来的，知道过去有什么样的风险发生，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等等。这种历史感、这种底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

第二，面向未来的维度。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正在深刻地改变金融，英国无论是监管、业界都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自身就有拥抱科技、拥抱变革的强烈意图，这也使英国作为一个金融科技的创新前沿有一种未来感。

第三，英国的国际化程度非常强。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占到英国一半还要多，美国这个比例要小很多。所以这是国际化的中心。这三个加在一起，英国确实是宜信开展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非常理想的地方，这个总括的感受非常深。

记者：你觉得这边的金融科技创新类企业有哪些主要特征？

唐宁：我觉得英国跟美国、中国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在监管层面上还是有一些创新性的尝试，比如沙箱的监管逻辑是英国先提出来的。(“沙箱”是一种容器，里面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在军事、计算机等领域指的都是一种进行试验推演的环境。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监管沙箱是为金融科技公司测试创新产品提供的监督管理机制和政策环境，使用监管沙箱的公司可以测试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而不需要担心因此带来的监管后果。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沙箱对现实世界没有影响，而监管沙箱允许其中的公司对一定的消费者实施测试，只是测试过程处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监督之下，同时必须遵守相关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编者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对于金融科技创新有很好的推动。

另外，英国对于科技的敏感性和把握，对于把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逻辑，还是不错的。因为金融科技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为科技而科技，找不到需求，不知道到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而实际上应该思考科技如何更好地为金融服务。

中国现在应该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下大的工夫

记者：5月25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新规在28个欧盟成员国统一实施生效。与1995年实施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相比，这一版条例新增了不少对企业的要求，特别是规定大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使用用户数据前，必须先征得用户的同意。您认为这一条例会对目前各家企业的大数据应用带来哪些影响？您怎么看待金融创新当中一些监管尺度的把握，比如数据开放的程度、政府的参与程度等。

唐宁：欧盟这个条例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明确地讲各种应用和平台上产生的数据是归消费者拥有的。这是很重要的，本来就是如此，而之前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中国所谓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提供服务的平台都忽视了这一点。

对于这些数据如何去看待、如何去使用、如何去管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去消费者对于便利性的要求远大于对安全的在意，我觉得这会有一些问题的。钟摆不必一下子又摆到百分之百安全，什么事都不干了，但也不可能是另外一边，就是说毫无安全，应该是在中间，既有一定的安全性，又有一定的便利性，这是很重要的。

咱们过去讲很多都是大数据特别好，我们能抓这个、我们能抓那个，去分析。的确有一些机构有这种工具，包括宜人贷、宜信，我们进入市场很早，开发了很多好用的工具，现在很多银行、同业也都用这些工具，我们去用另类数据评估信用。但是这个事情的反面是说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才需要这些企业的各种工具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想，我们的公民愿意去分享数据，分享隐私，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得不的味道呢？在美国、英国，基础的信用体系很发达，金融机构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个人从其他机构借了几次，就不会出现一人多贷，清清楚楚就能够把失信的人反馈到这个体系之中，他就不可能以后那么容易再去借别人的钱。在获取客户时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我就获取FICO分数650-700的，多么精准啊，在中国还做不到，所以才有了很多所谓的大数据和另类应用。

如果退一步来说，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事情，而不是说咱们就一两家、两三家、三五家公司做得特别好，其他N家都不怎么样，但是那个做得特别好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针对金融底蕴的认知和基础设施的构建是特别重要的，如何管理数据，如何把征信体系建立起来，如何建立全行业——无论是机构投资人还是个人投资人——长期投资、风险分散、资产配置的逻辑，这些事要远比一两家公司做得如何，对这个社会、对这个行业有益得多。

记者：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是从0开始的，很多时候就是企业想做什么就做了，没有等到底层基础性的东西搭建完成。我理解你刚才说的，英国、美国是在整个社会具备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上生成的一些创新，所以会更有金融方面的价值。

唐宁：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再往前补一句，中国现在应该在基础设施方面下大的工夫。

记者：这个事情应该是由监管层推进的？

唐宁：监管和全行业一起，我觉得要共同努力。

记者：这几年您一直在各个场合去倡导建立一个金融健康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对市场进行了特别多的教育。作为宜信来讲，更多从哪个角度能够更快推进更加稳健、更加健康的生态系统的建设？因为很多事情是政府层面的工作，一些事情不可能等政府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再往前推进，而现在一些做得很强的独角兽企业做起来，一方面社会对它有各种各样的评判，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在数据被垄断难以获取情况下很难进入市场，这个状态下，从您的角度来讲，更多精力是放在推进市场规范上，还是从行业一个重要玩家的角度，在某一个角度把这个生态做得更好一些？

唐宁：您的问题真的是非常深刻。我有几个认识：

第一，在市场之上的一些合法合规的先行先试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我不是说就要等着所谓基础设施来了，不来就没法干事，绝对不是这样。十二年前我们发明网贷模式、推动普惠金融，这也是一个先行先试的逻辑，我没跟自己说等着吧，银行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征信体系建立起来了，你们这群学生才能拿到信用，而是从我做起，开始把这个搭起来。一个合法合规、利国利民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应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的。

第二，与此同时，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也要有理性的、有历史的、有未来的、有全球的真知灼见，我们终极目标还是要把基础设施建立起来，惠及所有的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几十年发展进步只被一小撮人所获得，广大的人没有，科技的到来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平均，因为有的人跑到了前面。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是监管还是政策制定者、行业方方面面、生态圈的方方面面，在看待这样事情的时候，既要有个体的维度，又要有整体的维度，要对规则制定，要对基础设施，要对其中蕴含着内在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在发展的早期，逻辑是有一些应用要比没有一些应用要好，十年前就是这样的，但是到今天，当一个人可以从N多家同时借款，有的一些家还是很不靠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必须得在基础设施方面加以解决了。

同样，在财富管理领域，过去很多年，我们是银行主导的固收产品，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展房地产、发展制造业、发展进出口也是很好的增长的逻辑。以银行固收为主导的投融资体系，OK.但随着新经济来了，科技创新、轻型、研发驱动,需要企业做十年才能看到成效，这就需要新的金融模式去支持，如果还是过往这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看一些问题时，并不是单纯贴个对错的标签，而要有历史感、未来感、全球感，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放在一个立体的框架中。

唐宁：对，十年前对的事，不见得今天还对，或者只它对，有新的问题。

记者：你提供了一个探讨一件事情解决方案多维度的思路，我们要动态地去评判。

唐宁：对，以及业者、投资者等等如何去看待一些问题。例如，几年之前，我听到国内有很多认识，数据时代，数据的模式，就是说通过各种服务去拥有很多的数据，然后就有数据方面所谓的垄断。但其实在国际上这个模式是不成立的，因为数据是个人拥有的东西。我承认这方面也都在探索之中，但越是这样的事情，越应该有多维共识，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比如讲中国的金融科技也好，或中国的金融发展阶段也好，常有说法讲我们是“弯道超车”，弯道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主要的事故都是在弯道超车时发生的，而且我们金融发展到底超没超，还得想想。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积淀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价值

记者：宜信为什么这么快地推进全球化的战略？整个全球化布局对您在解决整个生态系统深层逻辑问题方面有哪些助力？

唐宁：从我们角度来讲，有几个原因：

第一，从企业发展角度上，无论是不是到中国之外去，我们的团队建设从组织的第一天就有国际化的逻辑。

记者：这个是偶然还是布局？

唐宁：刚才谈到中国其实需要借鉴很多西方的底蕴、过去多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就要求我们这个团队具备这种能力。谁具备这种能力？一定是很多在海外有学习、工作经历的人。所以从我们自身即便是在中国做事，不出国门，也应该有全球化的人才。

第二，在我们自身发展过程中，我每年跟同事一起到海外去游学，我们叫“发现未来的种子”，其实就是能够很好地把我们和硅谷、华尔街、伦敦城、以色列最前沿的机构对接上，这是我们学习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走出去”对于我们获得世界创新最前沿的机会特别有帮助。

随着我们业务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价值，包括今天金融科技的投资。我们在美国、在英国比传统一些风投更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中国市场，我们是一家有十年以上发展并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的金融科技企业，所以大家希望有一些借鉴，希望了解我们自己在过程之中碰到过哪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等等。这些能力也给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去进行金融科技投资布局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让我们在这个工作之中有所谓差异化的优势。这是从能力建设方面，开始有一些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

第三，还有一个很自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面向高净值、超高净值的客户，这样一群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主，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还是财富、资产组合，都应该是全球化的。我们作为他的财富管家，必须要对国际化的去向有非常好的了解，这就会要求我要有全球化的布局，我们的投资能力、网络应该是全球化的。而且我们的客户之中的确有那些有海外资产的客户，自然也有全球资产配置更多的需求，包括他自己的传承、他自己的学习，客户的孩子们海外的学习、就业，包括公益，都是我们财富管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全球化从被动的角度理解是“不得不”，从主动的角度，是因为预见到了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主动去拥抱全球化。

记者：中国财富管理业务的需求会很大?

唐宁：我觉得会越来越大。一个高净值人士其实最头疼的事有三个：第一，自身的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重塑。第二，自身的资产组合如何全球资产配置。第三，如何传承。

现在宜信投资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财富管理和增值服务包括带领高净值人群游学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各行各业有自己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金融科技的经验教训，跟大家分享，让他们知道金融领域是怎么做的，可以在他所在的领域也有所借鉴。基于此，中国财富管理机构之所以能赢，赢在三个核心能力：投资能力、国际化能力、科技能力。具有这三个核心能力的机构，就是未来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赢家。

金融人士的终极梦想是把稀缺资源配置给有德有才的人

记者：宜信过去十二年取得的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作为您个人的愿景，未来十二年，要把宜信带到什么高度？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唐宁：从事金融，希望所做的资产配置的工作是把钱、机会、信息、信任等等这些非常稀缺的资源，能够配置给德才兼备有担当的个人和组织那里。这个钱如果给了诚信的人，给了未来的Google、微软、Facebook，比起给了一个根本不靠谱的，只是创业者自己有想法，但是不着边际没有能力落地的，这个钱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金融是做资源配置的，而其配置的资源是非常稀缺的，稀缺的资源应该用在刀刃上，应该由那些有德有才做事情的人和组织去获取，他们就可以让社会更好。我觉得这是金融人士的终极梦想。

所以我跟同事们讲，过去十多年，我自己经历了各方面的支持帮助，能够在中国这个大挑战、大机遇的环境之下去放飞梦想，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梦想本身来讲，现在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普惠金融从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讲，连征信局还没有，岂不是刚刚开始，中小微、三农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刚刚开头，财富管理方面整个社会对于资产配置理解非常浅，对于长期投资也只是刚起步。未来十二年都很难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

金融是没有终点的长跑。真的对于长跑者的要求是挺高的，因为有时是跟人性之中的急功近利对抗，是比较较劲的。我自己为什么似乎对它准备得还不错，第一，是跟我过去学数学有一些关系。学数学比较追求理性、追求原则、追求科学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坚持还是要有依据的，不是傻坚持，坚持错了就南辕北辙了。我觉得当你的坚持是有依据时，是有科学逻辑的时候，这种坚持让你非常踏实。而我过往在数学方面对于理性、对于科学的崇尚，它带给我坚持的动力是非常强的。第二，得益于我对于海外金融的发展、金融体系等等有过国际化的历练，所以我也知道海外这些先进国家、先进市场是什么样子，这其实就是中国金融未来的样子。我不是说完全一样，因为与时俱进，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不认为金融会是一个基于没有征信体系、没有信用，由短线投机驱动的金融体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一定是基于信用的、是基于长期投资价值的、基于大数定理风险分散原则的体系，这个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宜。如果中国现在不是这样，就给了我们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这些事没有成为大风口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里，没有一丝风，我们能认认真真地去创新，打造核心能力。我们的定力也不是傻定力，而是知道了这些发达国家过去是什么样子，对中国金融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预判。基于这个预判我和同事们带领宜信走进新的十二年，给我非常大的信心。

记者：对于先进国家、先进金融体系的学习和了解，给了您一个时光机。

唐宁：目标、大的方向是清晰的，是没有混沌的，我不会去质疑中国未来会不会是信用社会，中国未来是否会是长期投资大行其道，资产配置大行其道，我对这个没有丝毫怀疑，但现在的确不是这样的，挺拧巴、挺费劲的，我就会对机遇看得更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机遇。可能对于其他人，没有这种清晰的方向感，总觉得怎么不对，怎么还挖不出来，就急了，就扔铲子干别的事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去拱啊拱，最终就能够成功。

我也反思，从自身过去锻炼上来讲，我是中国第一批天使投资人，2003年，那个时候市场很清淡，正好纳斯达克泡沫破裂，而且那个时候对于天使投资来讲，国内也没有任何概念。一问企业就缺钱，而且缺不太多钱，我说就帮助他们，结果发现还缺很多别的东西，找人、想战略、谈合作伙伴、打单，这些我都做过，就是等于把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非常长线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投的企业达内，2003年投的，2014年才上市，中间隔了11年的时间。这种经历让我对什么是长线，长线为什么能够创造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价值，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的等待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纠结，有了这种第一手亲身的经历。

记者：用十一年的经验换一个做过、知道。

唐宁：对，但经验对于我今天去看待宜信的发展，以及告诉我们客户长期投资是怎么回事很有帮助。宜信还是有一些独有的DNA，能够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走到下一个十二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记者：接下来给宜信一个关键词，会是什么？还是科技吗，或者就是财富管理？

唐宁：用一个词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难的。宜信一直用“科技让金融更美好”，但我并不认为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这些词会长期存在，因为本身金融就是科技驱动的，现在大家强调这些说明大家都觉得科技很重要，但也要看到逻辑是什么，金融科技就是金融的一部分，没什么超越金融或凌驾于谁颠覆谁，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更多还是希望金融回归帮助百业、帮助个人消费者、投资者的本源，所以叫“宜人宜己、美好生活”，其实是让这些参与者通过金融真正实现生产、生活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幸福是结果，一大堆钱只是可能。我们在实操之上继续要做的，就是把普惠金融、财富管理的主业做好。具体的做法上，持续夯实我们投资能力、国际化能力、科技能力。风控自始至终是方方面面的，没有必要另说我们重视风控，金融就是干这个事的，要是没干这个事反而有问题。这是我如何看待下一阶段宜信的发展。